蔡錦昌〈一派胡言:台灣學術界的隱疾〉

此文為東吳大學蔡錦昌教授之論文,已獲教授授權轉載(原文連結請點我),正文開始:

雖然台灣是個使用中文的地區,各級學校的教學用語以及社會各界的一般用語都是以國語為準的中文,但是就在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裡,中文其實已經變成僅是一種「替身語文」,而不是一種自本自根的「正身語文」。因為無論就所談知識內容或者就說寫方式和思考方式而言,真正的學術語文是以英文為代表的歐美外文,真正的學術是以英文為代表的歐美學術,中文只不過是它們的翻譯文,中文學術只不過是它們的替身和代理而已,自己是作不了主的。可惜很多人不曉得這個情況,還懵懵懂懂地憑藉中文來做學問,不知道如此做出來的學問根本貌似實乖,不能算數。而那些曉得情況如此的人卻佔了便宜又賣乖,鼓勵大家繼續往這條路走下去,還美其名曰「學術國際化」。大家「一派胡言」,其樂融融,渾然不察學術界已病入膏肓。


在台灣的大學裡,不懂英文而又想求到真學問,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但那些完全以教授西洋學問為主的科系如數學、理化、醫農、工程、外文、心理、經濟、政治、社會、商貿、會統、藝術等科系如此,那些西洋學問佔了半邊天的科系如哲學、歷史、法律、教育亦如此,連專門傳授傳統國學的中文系,也幾乎免不了如此。然而很弔詭的是:偏偏台灣的大學生英文能力並不好,一般而言,必須等到上研究所碩士班以後,才有閱讀英文書的能力和習慣。圖書館裡收藏的英文書,通常是給大學教師看的。只有大學教師有能力和有需要看英文書。在台灣的大學裡,大學教師之所以能有知識教給學生,主要是拜讀英文書所賜。就是因為學生不能讀英文書或者英文書讀得沒老師多和快,所以老師才有能力教學生。如果台灣的大學裡所傳授的知識不必懂英文就能學得好的話,多數現任的大學教授恐怕早就被學生踢出教室外面了。這其實是個十足的怪現象,然而見怪不怪,太平常了,以致至今似乎鮮少有人公開質疑。寧不怪哉?

大家都變笨了

試想想看,假如台灣的大學裡所學的是「經史子集」,課堂上所談的是「三國紅樓」和「資治通鑑」,思考方法講「陰陽五行」,文章寫作講「起承轉合」,試問今天的大學教育會變成怎麼樣?恐怕大多數今日的大學教授都要降級當大學生去進修,而今日的研究生恐怕只好留在中學裡補習了。為甚麼呢?因為一旦讓學生用中文讀中國書,談道地中國人的事,思考水準一下子便會提高很多,中學生的程度相當於今天的研究生,大學生的程度便相當於今天的大學教授。大家都變聰明多了!

可是幾十年來,台灣的大學裡所學的都是直接間接從歐美輸入的知識和觀念,不是道地中國人的人情世故。雖然大家照樣用中文讀書寫作,可這只是不得已的事,有為者皆讀英文書刊,或者以歐美的知識和觀念重新詮釋國學經傳。我自己是個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而且專教社會學理論的社會學系副教授,但是我常覺得,我在課堂上所用的課本雖然也是美國大學生的用書,程度不可謂低,然而我必須把它們教授成像國中英文老師所教的abcd那樣,降一兩級才行,否則教與學雙方都很辛苦。我的學生雖然在大學聯考中得分不算非常高,可也是不錯的年輕人,智力並不差。然而在社會學這種舶來學問的壓抑之下,他們似乎全變成智力不足的大學生,思考水準全都自動降級,連帶逼得我這個做老師的也不能不降級授課。大家都因此變笨了!雖然這樣讓我日子好混,但是我心裡總覺得在虛度光陰,害人害己。

打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就懷疑現代的學校教育有問題。我自問並非天才,只是比較認真讀書而已,但是我發現現代的學校教育根本在限制智力正常的人好好學東西,強迫他進步慢一點,迫使他甘為庸愚。其實現代學校裡學的知識都經過「兒童化」的稀釋處理,比較簡單,根本不必花上六年時間來讀小學,應該兩三年就夠。我中學時在學校圖書館工讀,常看「萬有文庫」之類一般認為成年人才看的書,發現只要是用中文寫的書,我都看得懂,就問自己肯不肯費心思去看而已,不必等到讀大學時才讀那些書。上了大學以後,我更發現,如果不是因為大學裡重要的知識大都埋藏在英文書之中,變成「秘學」,必須有能力讀英文才能掌握得住的話,大學也不必讀四年之久。反之,即使讀了四年大學,但是如果沒在這四年之內學好英文的話,這四年只算是為拿學位而讀的,學問上不可能有甚麼未來可言。

我自己很重視學習歐美外文。經過多年來斷斷續續的努力,目前除英文以外,我還能閱讀法文和德文著作。我之所以肯花時間精神在這上面,除了有鑑於台灣學術界一向崇洋,外文懂得少講話就不能大聲以外,也因為我自己志向大,希望有一天能打通中西傳統的任督兩脈。可是我發現,二三十年來,我花在西文和西學上的時間精神比花在中文和國學上的多好幾倍,但是到頭來我的學問還是國學較好,西學較差。我在社會學系專任,專教西方理論,自問算是國內少數有能力專談高層次問題的西學人才之一,但是我對自已的西學知識仍然沒有十足把握。我也不認為我的社會學著作將來會讓我揚名立萬於世。相反的,我對自己的國學知識信心十足,自以為已經到了有能力代表中文學術世界說話的地步。此外,根據我多年來對台灣留美學生和留美學人的觀察,我發現他們的英文只不過比沒去過美國留學的人好一點而已,在美國學者眼中,還差得遠呢?即使在哈佛大學教書多年的華人教授,在正式出版學術著作時,他的英文行文多少都還須白人編輯過目一下才行。況且若非他是個華人,對中文較有把握,講中國東西較有信心,哈佛大學也不會請他教書。哈佛的華人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留美歸國學者就更不必說了。有那一個留美博士不在跟英文有關的事情上遭過挫折,自慚形穢呢?雖然他們天天讀寫英文,但是英文畢竟比中文差太多了,讓他們既緊張又不自在,難怪不少留學生以看金庸武俠小說作為消遣,而且一旦返國,英文能力就一落千丈,必須找機會回去美國「充電」才行。

用自己所熟悉的語文談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內容,水準自然就會提升至應有的高度。近二三十年來,有不少台灣、港澳、星馬地區的中學生,都透過閱讀金庸武俠小說而領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世故,成為通情達理的年輕人。這絕非大學裡講心理輔導和人格成熟的心理學知識可比。先不管心理學所謂「人格成熟」是否近於傳統中國人所謂「自私自利」和「自以為是」,單就心理學知識都是從英文書中來的而言,不懂英文的人實在難以知曉個中底蘊。同樣的,現今大學中的政治學專講民主政治,視之為天經地義,但是如果你不讀英文書,就不可能知曉甚麼出身和脾性的人才叫做「民」(demo),而且西洋人所謂「治」(cracy)又是甚麼意思。況且中國人即使多少能讀些英文書,但是若非因為出國拿學位而曾經有被老外教授大刀闊斧修理過的經驗的話,還真不知道老外腦袋裡原來是那樣想的呢!如此半懂不懂,糊里糊塗用中文吸收洋知識,心智如何能得成長呢?即使多少有些成長,又如何能正常成長呢?幸好中國人多少都會陽奉陰違,並不全靠學校裡所傳授的西洋知識和觀念做人處事,否則豈不是大家都心智發育遲緩嗎?

中文只是替身

或許有人認為,西學畢竟比中學進步合理,不可不學,只要趕快把西洋的經典著作好好譯成中文,減低學生語文上的障礙,同時鼓勵大學教師多編寫一些合用的教科書,大力在中學課程方面向下紮根,提早打好學生各門科學知識的基礎,如此一來,就不會有師生雙方都降級變笨的問題了。但問題是大家先一面倒地認定西學比較好,寧願西學學得差,也比中學學得好來得強。在這樣的心態下,中文又焉能不淪為英文的替身呢?不但留學歸國學人視中文為替身語文,認為用中文做學問會「漏電」,用中文教書寫文章只是不得已,而且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活動中,大家也都或明白或隱含地表示,中文不好沒關係,英文不好就不行。有些留學歸國的教授甚至在黑板上不寫中文字,還向學生坦承他從來不看中文方面的翻譯介紹,所以不知道中文該怎麼說。他們不但不以此為恥,而且還沾沾自喜自己的學問是直接原裝進口的,不像土博士那樣是間接從在台代理那邊學來的轉手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和中央研究院乃台灣最高學術機關,清華大學近年來被大眾媒介評鑑為最佳高等學府,但偏偏就是它們這幾個機關學校最洋化,歧視中文著作,認為只有在國外刊物上發表英文著作才表示學術水準夠高,只寫中文著作在國內發表就表示水準遜一籌,刁難教師升等。加之數十年來,教育部和國科會都不承認學術經典之中譯也是一種學術著作,馴至有志學術事業者視此為不智之舉,成功成名前不願意做,成功成名後更不必去做了。不但用中文翻譯出來的書刊,種類不夠多,通常又都是入門介紹性的書籍,水準不高,內容參差不齊,而且由於大多數翻譯者自身並非專業學者,濫竽充數者居多,所以直至目前為止,能夠算得上學術經典中譯定本者為數極少,不足以支撐起一個龐大宏深的西學事業。因此,憑靠中譯本不可能學好西學,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大可能。至於用中文編寫教科書,同樣有替身語文的問題。請問編寫教科書的人是些甚麼人?不就是那些直接間接讀過英文書和學過西學的人嗎?他們編寫時所使用的知識架構和理論概念,大多數都是借自現代歐美的。他們所編寫出來的用書,不過是用粗陋的歐美酒瓶裝一些同樣粗陋的中國(台灣)酒而已,有時候還亂裝一通,拿白蘭地酒瓶裝米酒出售。編寫教科書這種事,就像課堂教學那樣,要做得好不容易,要隨便做卻很簡單,反正做得好不好,都不會獲得教育部和國科會鼓勵或懲處的。在台灣,一般學者的西學水準不高,自己先不深入,又如何能好好淺出呢?所以淺出大多是粗淺而出或淺陋而出,把英文書上的內容隨意挑些來簡介,再望文生義地比附一下現成的本地材料,就是「××學概論」的教科書了。讀這樣的書所紮下的根基,與其說有補於學生將來往更高層次去學習,還不如說奠定了學生對西學的胡亂崇拜心理以及他們日後懵懂胡混的學習心態。

台灣的高等教育其實都是在歐美學術的淫威下進行替代性的學習,不管它如何努力,也無法擺脫妾位不正的命運。雖然它矢志恭奉歐美現代學術為國際學術之正朔,亦步亦趨,可是它所說寫的不是英法德語,而是對英法德語而言十分奇怪的中文。這種中文其實也已經不是道地的中文,而是翻譯中文,大體上是三四十年來陸續透過西書中譯和西學介紹所累積沉澱下來的結果。隨著三四十年來台灣高等教育逐漸擴張和留學生歸國人數年年增加的影響,此種新中文儼然已變成台灣教育文化學術界的主流語文,下至中學生,上至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都在使用這種新中文說話論事。他們動不動就說:「從某某觀點來看」、「有機會獲得大幅度的提升」、「完成歷史階段任務」、「進行了一個無法預估危險程度的冒險計劃」、「充分展現其原始生命力」、「這是性別歧視與階級歧視的赤裸表現」、「學生的主體性」等等。這樣說話論事很像鸚鵡學舌。鸚鵡學人講話雖然發音大致正確,卻是不知所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譬如說,在概念和詞彙方面,上述幾句話中的所謂「觀點」、「歷史階段」、「機會」、「程度」、「計劃」、「原始」、「生命力」、「性別」、「階級」、「歧視」、「學生」、「主體性」等全都是譯詞,不是道地中文用語[1]。它們英文原詞的深意,並不是我們用中譯詞時所理會那麼簡單明了。此外,在思考方式和理論架構方面,上述幾句話雖則涵蘊了西方人所注重的「存有」(being)和「認同」(identity)問題,也示範了西方人善於「描述」(description)和「分析」(analysis)的言說習慣,已經頗像西洋人在講話;然而一來此種思考方式和言說習慣原非以「氣象」思考和講究拿捏分寸的中國人所熟悉,二來中文本身形意互依與聲韻對仗的特色亦無法重現歐美語文由「格變化」(declension)所串構成的曲折語法,故此也僅止於頗像西洋人在講話而已。一般而言,中國人如此說話論事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不知其所以然,或是明知這是英文思考的中文替代說法而故意做的。總之,若是講得好,中文頂多只是個替身,講得不好,中文也是不知不覺做了替身。

做人替身就是頂替人做事而功勞歸人不歸己。做人替身既須模仿正身,抹殺自己的個性和主張,又須替正身擔帶風險,傷亡侮辱乏人聞問,是很吃虧的事。比起作為正身而自本自根的「正身語文」來,「替身語文」永遠在為人作嫁,自我犧牲,不清不白,得過且過。中文作為歐美語文的替身,只有兩種翻身得正的可能。第一種可能是置諸死地方而後生。如何置諸死地而後生?就是中文放棄其象形文字的根本性格,起先輔助以注音符號,把象形字轉變為類似日語假名的符號,模仿英文,發展出各種格變化的詞首詞尾,然後再徹底改用羅馬拼音符號拼出,變成純粹的language。如此方能使中文真正加入世界語言地圖之中,成為其中叫做「漢語」的一支;也如此,現今所謂「漢語語言學」和「漢語語法學」才能名實相符,正位視事。雖然這只是投誠歸順於英美法德語言朝廷的一員大將,但畢竟中文人口眾多,勢力龐大,而且不乏東亞文化傳統特色,難說將來不會後生可畏,強者為王,取代英文,成為語言朝廷的新王。

中文第二種翻身得正的可能是自立自強:一方面繼續目前翻譯介紹西學的做法,另一方面則自覺往傳統國學資源裡翻新象形文字的本有性格,雙管齊下,務求做到「一魚兩吃」──用同樣的中文字寫譯語和寫道地用語,可分可混。其中分開的做法是編寫「中文學術用語辭典及句典」,把譯語的意思與道地用語的意思分清楚,讓學者知道分際何在,不再胡亂混用。至於混合的做法則是重新講求優良中文的說法和寫法,以道地中文的說寫方式為主體,發展新一代的道地中文。除非必要,否則盡量避免借用歐化譯語和語法。

不過,一切自立自強的做法都得先重新尊尚中學不可,否則在一片崇洋的氣氛下,輪不到中西分開,中學已被西學吃掉,等不及中西混合,翻譯中文已漫天漫地。中學之所以不受尊崇,不是中學本身不好,而是時代劫數使然。現在列強的船堅砲利威脅已去,中國人為何還唯西夷是從呢?實在沒有必要!然而為何此種不必要的事卻偏偏無人鬆手,改弦更張呢?中國人的集體願力為何時至今日仍然化解不開呢?

一派胡言

中國人並不笨,只是比較勢利眼,好漢不吃眼前虧,有風就來駛盡舵。他們之所以仍然唯西學是崇,多是懵懵懂懂跟隨潮流所致,不知道現在已經沒有必要這樣做,而且這樣做到頭來反而會吃大虧。尤其是那些仍然不必用英文,也不能用英文的人(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大學中文系的教授等),他們的確不曉得中學與西學之間有何糾纏不清之處。台灣中學生所學的中文,已經越來越不道地了。他們對古文的印象越來越淡,越來越不能體會象形文字之妙義。在他們來講,中文首先是ㄅㄆㄇㄈ和ㄉㄊㄋㄌ等國語拼音符號所拼出來的語音,再來才輪到那一兩千個象形字。只要會講國語就會寫中文,字形寫不出來可用注音代替。聽和講變成重點,讀和寫反成延伸結果。習慣了快速閱讀和「我手寫我口」以後,中文象形字的特殊作用更沒人注意,淪為語音的附庸,被大家嫌棄為難認難寫的符號。上了大學以後,受到所謂「學術」的刺激,要求用中文表達「觀念」(idea),中文於是乎不只「語言化」,還更一步變作「翻譯文」了。為甚麼呢?因為幾乎所有大學裡所使用的觀念都是從歐美來的,要表達觀念唯有使用翻譯文一途。或許有些中文系、歷史系和哲學系的師生反駁我說:「除了來自歐美的觀念以外,我們也使用很多中國古書裡本有的觀念。」但是他們不曉得,中文古書裡根本沒有「觀念」。「觀念」或「概念」是西洋人特有的思考方式。我們之所以以為中文古書裡的用語也應該是表達觀念的術語,其實是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根本是以外文系的語言規範「重讀中文」的結果。中文系的師生也許很少讀英文書,然而就在他們也追趕跑跳碰努力搞「國學現代化」和「漢學國際化」時,他們的中文已經間接轉變為以翻譯中文為底子的替身語文而不自知了。怎不教人悲嘆呢?

抑有進者,連那些在台灣重新發揚傳統中國文化的仁人志士也同樣著了道兒。他們天真以為,自己從小摸著古書長大,又受教於有道夫子,不卑不亢,不崇洋不媚外,以為他們現在所習用的中文,只不過是跟之乎者也的古文有點不同的現代白話文而已,以中文解中文,應該沒有問題。可是他們不曉得,不只他們現在所習用的中文,尤其是學術中文,已經充斥著翻譯詞語,如果先不清理的話,恐怕所做出來的傳統中文學術貌似實乖。不只如此,他們的說話方式和思考方式亦早已經西化而不自知了。他們雖然不像西方漢學家那樣用西方理論架構來重讀中文古書,把中文古書當《聖經》或者《柏拉圖對話錄》來讀,但是至少也是用仿西方的思考架構來重讀古書,通常還像日本韓國的漢學家那樣,讀得不中不西,以膚淺浮泛當作深入淺出呢。

懵懵懂懂不明就裡的人如此,那些明知如此的留學歸國學者又如何呢?他們可是佔了便宜又賣乖,鼓勵大家繼續往這條美其名曰「學術國際化」的路走下去。比起土碩士和土博士來,留學歸國學人不只歐美外文能力好一點,通常知道大概說寫到甚麼地步老外學者即可勉強接受,而且算是去過歐美原知識生產地走過一遭,見識過歐美大師的風範,行情知道得多,也較有貼身感受。當初他們之所以出國進修博碩士學位,本來便是衝著台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這種「一派胡言」的情勢而去的——反正台灣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學術用語和學術標準全以以英文為代表的現代西方學術為準,與其留在台灣跟著歸國學者學二手的歐美外文知識,變成二等出身的學者,還不如親自跑去歐美大學跟老外學者學第一手的外文知識,變成一等出身學者來得划算。「一派胡言」,正是他們生存發展的最佳情勢。他們就是靠這「一派胡言」的局面吃香喝辣的,怎能自己砸破自己飯碗,把此種局面點破呢?即使他們之中有少數人真的有心為提升台灣的中文學術實力貢獻一點力量,希望有一天他們的學生不必再去歐美取經,台灣的高等教育不必再帶有濃濃的外文補習班氣息,他們終究亦難以擺脫他們身為洋博士賣洋知識的包袱——提倡科學概念中文化和本土化也者,只不過更深化中文學術世界對歐美學術帝國主義的依賴而已。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台灣學術界的上游在美國,中游在中央研究院和各大學研究所,下游在大學生身上。在「一派胡言」的情勢之下,上游即上乘,中游即中乘,下游即下乘。依此類推,台灣中學生和一般民眾所得的知識便是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下。用替身語文來做學問,學問不可能做到上乘。但是若用正身語文(胡言)來做學問,一來台灣學者不是道地正身語文的人,二來台灣也不是個以正身語文為學術語文的地方。台灣學者假如真想翻身作主,變成上乘的一流學者,就必須改用自本自根的中文作正身語文才行,否則簡直是緣木求魚。


[1] 使用譯語做學問有何不好,舉幾個例子就知道。譬如社會科學裡常說「合理」或「理性」。英文原字是 rational。但是不知英文原義的人難免會望文生義,誤以為「合理」或「理性」就是中國人所謂「合情合情」,不知現代西洋人所謂 rational,幾乎正是中國人所謂「不講情理」和「不合情理」之意。又譬如我們現在常說「欲望」。英文原字是 desire、want 。不知究裡的人還以為這是中文原有的用語,宋明理學中早說過「天理人欲」之類的話。但是在道地中文用法裡,與「天理」相對的「人欲」,只是指人人本其私心私情,只識小體而不識大體的不當好惡。「欲」者,「好」也。「欲惡」即「好惡」。現在我們用的「欲望」是個譯詞,原意是人類乃有限的受造物,天生註定身上就有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和需要。再譬如「事物」一語,本來是個中文原有的用語,但是現在受西洋思考方式影響,大家誤以為「事物」就是西洋所謂 thing,就是一個個多少具有形體而自成單位的存在物。不知在西文的用法裡,thing 乃是所有可成為認識對象和實踐手段的存在物,不一定具有形體;而傳統中文所謂「萬事萬物」的「事」與「物」,本來就是一體之兩面,中文的「物」皆可「事」,況且多數的「物」多為「事」。上下起伏、飄風驟雨、喜怒哀樂、口腹之欲、亭台樓閣、衣裝革履、國政民風等,都是「事物」,都可以依執兩用中之法拿捏其恰當之分寸。第一個例子教訓我們:憑中譯詞會誤解西文原義。第二個例子教訓我們:我們所用的中文已經是翻譯文。第三個例子教訓我們:用譯詞做學問會不中不西,不三不四。

關於 Ethan

我是高英倫,79 年次,桃園人,現居住於台北士林。台大物理系、化工系學士,目前就讀於台大電子工程學研究所,未來希望能朝向關於固態物理、半導體物理的研究前進。自 2008 年開始接高中物理家教工作,現已接過至少 65 位家教學生。教過國高中數學、物理、化學與大學的微積分與普通物理學。目前以教大學普通物理為主。關於物理教學研究,我興趣是物理史及其哲學,以及它們在教育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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